负面清单将清单的公布权限定在市政府，也就是说，除了市政府以外，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在自贸区的准入资格上设置门槛，这就使得政府系统在自贸区的管理中，在诸多领域不再行使行政权力，不再进行行政化的治理，而由进入自贸区的自贸主体以自己的运行准则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调节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治理。
这种以西方法为标尺衡量中国传统法的短长，在研究之始已经预设了西方法的合理，其结论也自然是将西方法中有，而中国法中无的，视为中国法的缺陷。于是争讼成了绝对的坏事，法律亦被认为是‘必要的邪恶。
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唐律疏义》卷一《名例》疏议：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文明与野蛮、进步与保守的标准是用欧洲模式来衡量的。曾经有过擅弄兵权的君王，竟敢诉诸武力来实行独裁专制，结果军队不愿受命被利用来祸国殃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下武器，背弃那些君王。唐代武则天时发生过一件著名的徐元庆复仇案。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顺从他们的君主，因为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深知统治者和他的臣民的职责是相互联系的。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类型划分另有标准，比如从宏观上说礼与法、从法的体系上说汉代的律令科比，唐代的律令格式等等。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虽然法治并不拒绝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实质价值，虽然法学并不根本排斥对各种伦理、政治和社会因素的考量，但在一个政治和道德话语泛滥的国家，如果不能在最低限度的形式法治层面获得共识，法学研究不能确立或者至少是理解法教义学的视角，中国未来的法治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期待。
对于历史的追溯，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形式法治所具有的约束权力和保卫自由的功能。对于形式法治的深入理解所伴随的是曾经被普遍拒斥的法律实证主义重新得到理解。在中国，法教义学并非如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已经是法学的主流，相反，自觉的法教义学反思只是正在发生，距离概念清晰、逻辑谨严、体系完整的目标还甚为遥远，其与法律实践的良好互动也未形成。民法学科关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区分，刑法学科从刑法哲学、刑事政策学等多元视角回归到对刑法教义学的强调，也包括在并未落实司法可适用性的宪法领域的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主张，都是有着明显的教义学取向的。
法治在其形式层面被概括为一系列的基本准则：法律的一般性、法律的公开性、法律的非溯及既往、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体系一致性、法律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夏勇：《法治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实质法治观旨在寻求法律的实质正当性，反对把法律视作自我封闭的系统，认为法律始终与道德、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关联。
这里，宋教仁案和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可以作为例证。法教义学不执着于追问什么是法、什么是好的法、获得对法的认识是否可能等问题，而是专注于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和系统化。（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09页以下） 近代以来，在被迫发生的现代转型中，各种理念纷至沓来，但遵守成文法这一形式法治的底线要求却也并未成为精英阶层的普遍自觉意识。（3）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
形式法律让人们预先了解，国家在何种情况下，将采取何种行动，这种规则是公开的和具有一般性的，并不考虑特定的时空与人的因素。如果一个不纠缠伦理争议的、内容有限的、最低程度的形式法治都无法实现，实质法治的各种宏大价值诉求就更没有实现的机会。形式法治观最早是市民阶层对抗专制的口号。法教义学同样可以起到控制恣意、降低法律判断的偶然性的作用：如果有人基于政治的、伦理的或者社会效果的因素试图背离既有的教义学规则，那么他必须承担相应的论证负担。
）法教义学通过对复杂的规范进行解释和类型化，建构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框架，并设定分析案件的典范论证步骤，为法规范的适用提供统一的、标准的概念和结构，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的指引。而法教义学正是一套约束法律判断，避免恣意，避免法律外因素对法律判断的影响，保证形式公正的基本工具。
法学总在不断迎合多变的价值诉求甚至现实的利益诉求，从而也根本谈不上成为约束政治力量恣意性，无法构建起法治的学术基础。梁漱溟的主张在后来得到了胡适等人的背书，但在当时的意见领袖陈独秀等人以及普通学生眼中，却无疑是迂腐甚至反动的。
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和描述法律，切断其与其他因素的联系而确立一个自治的学科，就是法学的主要工作。尽管汉以后一家独大的儒家，出于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律的事实，也在吸收法家的思想。法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其指向的是现实中争议问题的解决。）五四运动发生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的事件后，梁漱溟曾经呼吁学生主动投案，经公诉公审后应遵判服罪尽管当代已经鲜有人持极端实证主义的主张，但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在法学方法上切割伦理、政治、历史和社会的因素，能够保证法的安定性和自治性，使得法外因素的偶然和恣意得到控制，特别是能保证人们的生活免于政治的恣意，实现一种法律下的安全。梁漱溟的主张在后来得到了胡适等人的背书，但在当时的意见领袖陈独秀等人以及普通学生眼中，却无疑是迂腐甚至反动的。
所谓法教义学，简言之，就是对于法律素材的科学体系化的预备（Uwe Volkmann, Ver?nderung der Grundrechtsdogmatik,JZ2005,S.262(263).）。人们认识到，一个包含了过多实质内容的、负担过重的法治概念会使得法治更加不可能（梁治平：《两种法治观》，《文汇报》2001年11月3日。
在文革结束后的法治萌芽阶段，学者们提出的法治观念也几乎都是实质法治观，也就是认为法治必须取向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实体价值。但是，法教义学的价值，并非只在于其方便了法律人的工作，更重要的在于其可以落实法的安定性价值。
同时，通过控制法律分析在逻辑上的一致，以及实践案件在解决上的一致，法治所要求的底线的形式正义得以实现。（3）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
尽管法治建设一直在进行并有相当的成就，但在那个时代的潮流中，法治话语却始终是声音微弱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托克维尔所称的那种能够约束民主狂热性的法律人精神。与此同时，部门法学科局限于实定法内的研究被鄙薄嘲讽为法条主义或注释法学，并很轻易地被贴上了盲目、僵化、肤浅、虚无、庸俗等标签。所有这些乱象，似乎都与过高的实质正义追求之间具有某种耦合性。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伦理、政治和社会现实的考量，不是法学家的事，所有法律外的因素对于实定法的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
法教义学使得我们在面对实践问题时，不必每次都从头开始在每个问题点上去、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而是可以参考过去对于类似问题形成的固定的解决路径。尽管汉以后一家独大的儒家，出于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律的事实，也在吸收法家的思想。
基于这样的认识，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区分开始被认识和梳理，而法律实证主义开始逐步摆脱污名。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传统中的法律实证主义，是以一种建构性的方法，排除掉政治、哲学和历史的观点，通过对教义的基本概念的详细阐明，创立一个科学体系。
民法学科关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区分，刑法学科从刑法哲学、刑事政策学等多元视角回归到对刑法教义学的强调，也包括在并未落实司法可适用性的宪法领域的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主张，都是有着明显的教义学取向的。（2）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
法教义学通过对某种裁判模式的总结和概括，使得未来的裁判有可遵循的规则，使得法律判决的做出在很长的时间段被固定化。形式法治追求法律至上，但被当作至上权威的法律并不会自己解决个案，而是要通过法官和其他法律人的工作。按照阿列克西的经典概括，法教义学的基本工作有三个层次：（1）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这一方面表现为热衷于为本部门法寻找道德与哲学基础，另一方面表现为批判现有法条之不足——提出立法或修法方案的惯常研究思路，人们习惯于把法治理想寄托于制定出完美的法律，而不是对现存法律的充分落实。
在这一点上，形式法治比纠缠于道德立场的实质法治更容易达成共识。人们努力争得的法治进步，由于法律无法严格执行而被消解，而开放性的法学研究，无意间为政治权力超越甚至践踏法律提供了学理背书。
实质法治观旨在寻求法律的实质正当性，反对把法律视作自我封闭的系统，认为法律始终与道德、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相关联。在反专制、爱国的正义旗帜下，法律被轻蔑抛弃，而一时贤者孙中山、陈独秀等人却不以为意，某种意义上这体现的正是国人重视实质正义而缺乏对形式法治的理解。
历史上的法家曾经主张以同一的、单纯的法律来约束所有人民，反对考虑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美恶等因素，反对用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来治理国家，批评儒家是坐候尧舜，但中国古代法的主要传统仍然是儒家的礼法之治。宋教仁遇刺后，在案件初步侦破，人证物证完备，并且司法程序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孙中山这位钦慕服膺美国宪政的政治家，却拒绝黄兴等人建议法律解决的主张，自我破毁临时约法下的法律秩序，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